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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丈清规》对历代禅寺伽蓝布局的影响
作者:钟泉潇 编辑:穆穆

 

百丈怀海之改革

  中唐时期,正当其他教宗热衷于缔造《祇园经图》中所描绘理想佛国境界时,在江西的偏远百丈山,洪州宗马祖道一弟子百丈怀海禅师正在悄然进行一场“别立禅居”改革。

在丛林组织形式上,禅宗当时并未形成独立的伽蓝建置。自道信、弘忍以来,普通禅僧大多无度牒、无寺籍。唐玄宗时,官方安排禅僧居于律寺,将禅师置于戒律控制之下。实际上禅僧多离寺而修,如鸟巢道林在一颗大树结庵,石头希迁则居于寺院外一巨石,即使著名的禅师如神秀,仅寄名于寺院,本人离寺别居。

  究其原因,首先是律寺为代表的传统寺院戒律与禅宗精神相抵触,律者修行基于对佛陀的信仰而安住于守持戒律,依律行住坐卧、不越规度。禅宗则重在强调“无念无相无住”之顿悟,其行事往往特立独行,脱略不羁。

其次,禅宗高举教外别传之说,反对迷执文字偶像崇拜。虽然初期禅宗仍尊重佛像的存在,传到百丈怀海所在的洪州禅系时,破除偶像迷信已发展到极致,所以才有“诃祖骂佛”,“劈佛取暖”等公案。不论是律宗还是其他传统宗派,均建立在以佛像或经典崇拜为核心的信仰模式之上,无法容纳禅宗特立独行的精神。从而致使“说法住持,未合规度”。再者,随着禅宗日益兴盛,自不甘心居于其他宗派寺院中,迫切需要适合自身的伽蓝建置。百丈怀海禅师正是基于此制定适合禅宗修行的丛林清规。

《百丈清规》对禅寺伽蓝之影响

  唐代怀海创立禅寺随着朝代变更战乱而毁灭殆尽,迄今遗留下的实物甚至无图像可考,我们只能从文字记载中推断大致情形。从现存《百丈清规》的资料和后世僧人追述清规创制的理由,我们得知《百丈清规》的主要目的就是规定禅宗寺院的空间布局以及丛林组织管理制度、日常章则。依据现存的史料对《百丈清规》所涉及的内容分类叙述如下:

   在寺院殿堂建制上,只建法堂、方丈、僧堂,并以法堂为中心,按照不同功能将寺院空间分东西两序。

1、法堂

  唐时寺院多以佛殿为中心布局,耗资修建富丽堂皇的大殿,塑造高大庄严的佛像。禅宗反对佛像的崇拜,认为佛像阻碍了对佛法真实层面的启悟。怀海禅师最大的创举便是禅林中不树佛殿,唯建法堂,将法堂抬升到崇高的位置,这是禅宗将外在信仰彻底转变为内在修持的必然结果,也是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的禅宗所具有的积极进取精神的体现。

  “不立佛殿,惟树法堂者,表佛祖亲嘱授,当代为尊也。入门无佛殿,升座有虚堂。即此传心印,当知是法王。”禅宗十分重视长老的开示,“说大法之堂”,故名“法堂”。在法堂中,长老每日“上堂升座”为僧众讲学说法,禅林僧众仔细聆听,依法而住,朝参夕聚。长老僧众互问互答,禅宗的要旨得到举扬激发。怀海禅师只建法堂的创意,突显禅寺依禅林中证悟体验的修学方式,也表示出禅宗在新禅观下对于神性的大胆破除,强调了法堂的中心位置。

    2、方丈院

  除法堂之外,百丈怀海禅师认为在另一需要“合乎轨度”的建置就是方丈院。方丈为禅寺中最高领导者,也就是长老。在百丈清规中,长老是禅院僧众中唯一享有独居庭院之人。百丈怀海称此建置非“私寝之室”,而是效仿《维摩诘经》中所载:“维摩诘居方一丈能广容大众”。在禅宗诸家破除偶像崇拜,否定诸佛菩萨权威、轻蔑经律典籍的浪潮中,“方丈”的权威却越升越高。禅宗在破除了经像的信仰权威之后,又找到了新的精神导师。

  3、僧堂

  在百丈规划的禅居里,另一重要之处便是僧堂。百丈将所有僧众,无有高下,都居于僧堂,并于僧堂中“设长连床,施椸施架,挂褡道具。”在僧堂中设床,不仅可以安修禅定,也可倒卧休息。

百丈时期僧堂的具体形制,可从日僧所绘《五山十刹图》中所绘的径山寺僧堂平面图可见,此时僧堂为纵长型大堂,面积广阔,分为内外两堂。内堂中长连床设置在僧堂两侧,连床间留出通道。于僧堂之中央安置圣僧像,众僧围之,僧堂是禅林中僧众日常起卧的堂舍,更是僧众坐禅修道之道场,僧堂中与大门正对的上位,往往设一台座,推测为因长老独享方丈室,于僧堂中无床位,故此特设(图31)。

  4、“僧堂对库房”

  《百丈清规》中除了对法堂、方丈、僧堂做了规定,还通过寺院日常功能需求的划分,确定寺院空间的组织结构与位序关系。以长老为中心,下辖东西两大序列。其中东序源于世俗事务,西序源于宗教事务。以往佛教是排斥“世俗事务”的,百丈俨然进行改革,《清观》在思想上似在有意识地强调两序的平衡:“主持犹如头首,东、西两序犹如左,右臂。分为两序实则一体”。(图3-2百丈时期禅寺布局特色)

 

综上所述,百丈怀海创立的禅居模式大致是中轴对称,以法堂居中,僧堂、库房对称置于两侧,山门、方丈分居轴线的南、北两端。其中尤以法堂是最为核心的内容。百丈对传统寺院模式的改革,重在寺院制度上。其规划形式印证了禅宗的基本原则与精神。 “不立佛殿”的本质是对偶像崇拜的摒弃。此源于禅宗在宇宙本原思想上对“自心即佛性”的追求。再者将寺院中全部的空间与功能规制化。也是因为禅宗在宗教实践上重“无念无相无住”的顿悟途径,主张将禅行融于日常生活之中。而百丈则是采用功能的原则来组织空间。法堂居中,僧堂、库房对称置于两侧,山门、方丈分居轴线的南、北两端。每一座建筑都具有明确的宗教功能,而每一个功能都有明确的位置,而每种功能又与一个特定的僧职相对应。

《百丈清规》使禅宗的体制更加中国化,对禅宗自身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推进作用。别立禅居,使禅宗僧侣直接从一般寺院中分离出来,这样,禅宗作为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最终完善。禅宗在唐朝后期迅速发展,固然与禅法思想、修为方式以及政治环境等诸多要素有一定关系。然而百丈清规制度的日益完善,是其最为重要的原因,清规从禅门教团本身出发制定适合禅宗修为的伽蓝配置制度,并与传统儒家礼制结合,为禅宗的生存发展提供保障。

宋代禅宗丛林组织制度之变化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结束了晚唐以来五代十国的南北割据局面。宋一改后周对佛教的打击和严格限制的政策,重新弘扬佛法,兴建伽蓝。宋代帝王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制定了严密而细致的宗教政策,禅宗寺院组织规模上日趋完善,管理制度亦趋于严密。

晚唐佛教遇会昌法难,经像毁灭殆尽,教门渐衰。而禅门日益兴盛,禅宗高举教外别传之说,贬低教门讲经师的迷执文字教相之举,与教门各宗对峙,势如水火。同时禅宗内山头林立,家宗风业互有分歧,为了圆融禅与教各宗分歧,禅教融合的思想逐渐萌生并发展壮大。

经过宗密、文益、延寿等禅师前后相继、旗帜鲜明地主张禅不离教,须依教参禅,逐渐形成教禅合一的思想潮流。宋代以后,禅教合一的思想影响渐广,举凡著名禅师,多主禅教合一之说。

  1、禅教融合与佛殿礼佛

随着禅教融合的洪流,佛殿又重新回归到禅寺布局中,以法堂为中心,逐渐转变到以佛殿为中心。在完成于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由云门宗长芦宗赜编撰的《禅苑清规》中有如下记载:“住持人从土地堂、大殿、僧堂次第烧香,唯佛前三礼。”“黄昏鸣大钟者,行者上殿念佛也。”《空华集贺知殿颂轴序》中也说:“百丈祖师兴创意别营禅宇,已居其徒……然尤未立佛殿以表佛祖亲承当代为尊也。而后祖师以吾徒去佛愈远而忘乃本也,而乃有佛殿之制。既有佛殿矣,则不可无掌之者,于是置乎知殿之司班于头首之末矣。”

宋《禅苑清规》中,便专设“知殿”一职,专门打理佛殿事物。上述可见佛殿已经普遍存在于宋代禅寺中,而且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立佛殿,唯树法堂”的清规也自然改变。然至此法堂仍具有一定的中心地位,仍然处在禅寺院中央轴线布局中。

2、禅儒融合与祖师堂

从唐末五代儒家士大夫的参禅学佛巳相当活跃,至宋代则蔚然成风。同样儒家尊师的伦理在宋时也已经被禅宗接纳沿袭下来。在宋代的禅院中出现了祖师堂建筑,专门供奉各代师祖以作纪念。

3、《五山十刹图》中宋禅寺伽蓝配置

  禅教合一的思想,使得禅宗开始崇拜具象的事物,重佛像与经教典籍,并吸收儒家的思想文化,这些因素对宋代禅寺的建置产生了影响,因而禅宗伽蓝布局相对于百丈清规的草创期产生新的变化。

由于历史演变,大多数宋代禅寺的伽蓝建筑实例已毁或面目全非,故至今无完整实例提供参考,但是我们可以从日本留存至今的《五山十刹图》,认识和把握宋代禅院及其建筑建置。尽管其存在制图不够规范精确等问题,但它是目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宋代禅寺布局及其具体建筑内容的唯一史料。

日僧当时实录的五山十刹图内容十分丰富,遍及禅林生活的诸方面。从伽蓝整体配置至殿堂寮舍形制、家具法器、仪式作法,乃至极为细微之处,莫不详细图记。而于绘卷图记的诸内容中,又尤以建筑的部分最为详尽,尽管它是也是迄今有关宋代禅寺建置最为翔实和重要的一份文献。

宋代天童寺伽蓝配置(图3- 3)(五山十刹图)

  天童寺伽蓝配置在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为:七塔、水池、山门、三世如来(佛殿)穿光堂(法堂)、大光明藏(前方丈)方丈。钟楼观音阁位列山门两侧,库院与僧堂对置于佛殿东西两向,土地与供头(祖师堂)连于法堂左右。东侧配置选僧堂、水陆堂、涅槃堂。西侧配置经藏、轮藏、看经堂、东司、颐堂、首座、妙严堂、宣明等。

宋代万年寺伽蓝配置(图3-4)(五山十刹图)

  伽蓝中轴线上由南至北依次排列外山门、正山门、佛殿、罗汉殿、法堂、大舍堂、方丈。库院位于东序,与无思堂(僧堂)左右对置于佛殿两侧,佛殿与罗汉殿间设廊,整组建筑呈“工”字型,东序除库院外还设有香积厨、寮、围炉等,西序僧堂周围布置轮藏殿、胜籍殿(经藏)看经堂、宣明、延寿院、维那、首座、东司、宣明等。

  这几座寺院局部上都以一组沿中轴线布置的建筑群为主体,两侧布置若干附属建筑。在中轴线上设有山门、佛殿、法堂、方丈,而佛殿两侧均是僧堂对库院。这可算是南宋禅宗寺院的典型格局。

百丈时期将法堂视为佛寺中最主要场所。宋代随着禅、教、讲寺制度融合,佛殿又再度出现在禅寺伽蓝构成要素之中,并逐渐占据主导。伽蓝堂供奉的是护法神或土地,所谓“左伽蓝、右祖师”是指宋朝时在法堂两侧的配置方式,与传统意义的“左社右祖”的信仰类同。(图3-5宋代禅寺分布格局)

  

元明清时期禅宗伽蓝配置的演变

元朝禅宗日趋式微,禅宗各派中,只剩下临济宗和曹洞宗,临济宗流行于南方,曹洞宗流行于北方。元朝继承了南宋时期对禅宗僧伽管理制度,同时加强对禅寺的管理,强化集权式的僧伽管理制度。禅林中最早出现的清规是怀海禅师制定《百丈清规》,在禅门影响深远。它在宋代已经亡佚不见,其后陆续出现的几种清规,如《禅苑清规》、《丛林校定清规总要》、《禅林备用清规》等,皆根源于《百丈清规》。元代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百丈山东阳德辉禅师奉诏编纂《敕修百丈清规》。

从禅僧自行创立规约,到朝廷敕令编纂清规,并以政令在禅门丛林中推广,这反映了集权政治对禅宗控制的日益加深。因此《敕修百丈清规》必然蕴涵着封建伦理等级观念,禅门内部等级森严。宋代禅门五山十刹制度在元代也得到全盘继承,元文宗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尤其受到佛教禅宗熏染,即位后将其金陵府邸改建为禅宗寺院,命名“敕建大龙翔集庆寺”,并将该寺升格到“五山”之上。(图3-6元代金陵大龙翔集庆寺

明太祖朱元璋年轻时曾出家,深谙佛门弊病,故下诏推行新政整饬佛教。首先诏定天下佛寺拆分为“禅、教、讲”三界,同时与开设僧衙门及任命僧官管理,加强对寺院规模的控制,限制寺额,整合寺产。

明初定都于南京,太祖、成祖等人崇信佛教,运用国家力量,在南京修建了一批佛寺,有力带动了明代禅寺的恢复。特别洪武中期,明代陆续建立起以灵谷寺、天界寺、天禧寺、能仁寺、鸡鸣寺为代表的国家五大寺。

其中灵谷寺和天界寺均为明代官立禅寺,在明代禅寺布局中颇具代表性。

  灵谷寺布局在明代洪武时期杭州府学授徐一夔“奉敕撰灵谷寺碑”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灵谷寺以佛殿为中心营建,大悲(观音)与经藏对置于佛殿两侧;因明太祖谕禅者需一心坐禅,导致自百丈始流传可坐禅可饮食坐卧的僧房拆分为食堂与禅堂,将饮食的功能从僧堂中剔除,食堂归于东序库院一侧;明代时方丈的崇高地位已经被佛殿取代,故方丈从主轴线退出安排于西序比邻禅堂。

明代朝廷曾多次刊印《大藏经》广赠天下禅寺,希望通过经典来提高僧众的水准,恢复佛教之胜景。因此明代禅院开始出现专门存放大藏经的建筑。从明永乐二十二年《天界寺毘卢阁碑》和明孝宗弘治十八年《重修天界寺记略》中,我们可以看出,天界寺虽有轮藏殿,仍将《大藏经》藏放在毘卢阁内,而毘卢阁亦位于中轴线上(藏经阁),并与佛像同位,其于天界禅寺尊经之意甚明,僧众对御颁佛藏要特别尊重,颇有关係,也显示寺方对皇帝所赐与经藏的重视。

  宋元时“东钟西藏”的布局方式流传到明代发生一些演变,主要有两种布置形式,一种是经藏与观音阁对称布置,钟楼没有与之相对称的建筑,单独布置,位置较随意;另一种是钟楼和鼓楼对称布置,经藏与观音阁对称布置。这说明在明代,钟鼓楼型制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存在过“单一”钟楼和钟楼、鼓楼相峙的两种情形,而且他们的位置也曾有过一个灵活的选择。由明初至明末,钟鼓相峙的格局渐趋演变形成。明末清初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钟鼓楼对置格局基本确立并形成定制。(图3-7 明代禅寺布局特色)

 

  清朝对于佛教的政策几乎完全是继承明代的。首先在管理方面仿照明代僧官制度,在京设立僧录司,所有僧官都经礼部考选。参禅与净土、经教、持戒四者统一成一个整体,使佛教各宗的会通更加全面。其中既有禅法,又有净土;既讲性学,又讲相学;既含空宗,又含有宗;既有义学,又有法事。兼容并蓄,融合会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系列相对完整统一的膜拜体系、修道体系、救世体系以及僧团制度、仪轨制度、寺院殿堂体制等等。这种融合型佛教形态对以后的中国汉地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今天中国汉地佛教的基本形态就是从此继承下来的。

  清王朝亦曾刊刻佛藏而企图引导、控制佛教,雍正还亲自编辑禅学语录与《当今法会》诸书,以控制佛学。而寺院已将藏经阁置于中轴线的最末位,此与轮藏楼消失不再建,以及僧众对御颁佛藏要特别尊重,颇有关系。少林寺内亦有明弘治年间所建的毘卢阁,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曾奉旨颁《大藏经》贮藏在内,并定名为“藏经阁”。而《淨慈寺志》记载:“毘卢阁,康熙二十八年住持方孝建,乾隆五年改为藏经阁,上供钦赐龙藏。”康熙年间重建灵隐寺时,在大殿前之左右分建东、西戒堂,有碑文记言:“殿之东为东戒堂,之西为西戒堂,法堂之东为东禅堂,之西为西禅堂。……古无戒堂而今有戒堂,……栖者众戒为禅本…”,此由戒导向禅的意义,在当时影响很大。(图3-8清代禅寺布局特色)

  清代的禅寺与百丈禅师所制定以禅堂为主并重法堂的情形,已经相去甚远。福建广化寺是清代兴建的。沿中轴线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并对称设置钟楼、鼓楼、禅房、方丈室、客房、膳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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