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蓝七堂”（或称“七堂伽蓝”），近年来被广泛使用却又含义模糊，带来了大量的误读。就笔者所见，众多寺院的介绍中都称伽蓝七堂为其建筑制度，不少寺院建设时以此为参照。一些专业机构也受影响，专门介绍称：“宋代以后，汉传佛教寺院的建筑平面逐步模式化，形成了‘伽蓝七堂制’。即：佛寺通常坐北朝南，沿山门南北中轴线，保持一定的距离修建若干殿堂，殿堂建筑大致按以下顺序……”《汉化佛教与佛寺》中称“唐宋时代，按常规，佛寺须有‘七堂伽蓝’，即七种不同用途的建筑物。”佛教专业人士也多承认此制度，如《中国佛寺建筑的结构与特色》写到：“一所伽蓝，必须要具备七种主要建筑，被称为‘伽蓝七堂’。……佛寺内未必只限于七堂……七堂的名称和配置，也就因时代或宗派之异有所不同了。”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说法。本文认为，实际上并无所谓“伽蓝七堂”制度，一般常见的相关观念来自于某些误读，而其根源当然要从建筑学术界去找。

一、唐宋佛寺的基本情况

中国佛寺自汉代始，唐代大盛。唐代对佛寺规划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失传的北齐《寺诰》是我国最早的佛寺布局的著作，但我们可以从唐道宣的《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图1）中有所了解。从图中我们知道，唐代理想佛寺的布局与唐代城市规划布局相似，以方格路网和各相对独立的院落组合而成。

图1-唐《戒坛经》复原图，方格网分区布局。

宋代佛教相对唐代较为衰落，寺院更加世俗化，商贸活动增加，禅宗发展迅猛，禅院丛林制度成熟。宋代佛寺基本延续了唐代的传统。北宋扩建大相国寺，“广殿庭门廊楼阁凡四百五十五区”，可见其基本布局和《戒坛经》描绘的类似，是方格网分区布置的。现存江南佛寺的实例，如灵隐寺、天童寺、国清寺（图2）也都是这样布局的。

图2--天台山国清寺平面，方格网分区布局。

二、伽蓝七堂说的三种观点

1、对伽蓝七堂之说，笔者所见唯一质疑中国不存在这一制度的，只有《禅与禅宗寺院建筑布局初探》（戴俭）。戴俭认为可能“中国历史上寺院甚至禅寺并未存在过‘伽蓝七堂’制度”。并指出其至少不是作为通行的制度存在。

2、基本赞成伽蓝七堂说，并指明出处和加以论证的，有《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郭黛姮）。郭黛姮认为伽蓝七堂之称可算是南宋禅宗寺院的典型格局。并指出日僧无著道忠（1653-1744）所著《禅林器象笺》中七堂伽蓝图解中“山门-佛殿-法堂-厨房-僧堂”的十字平面关系是符合南宋寺院格局的。

3、肯定有伽蓝七堂之制的有《中国江南禅宗寺院建筑》（张十庆）。张十庆指出此制度并未见于中国文献，而在日本则有此制度，并推测“伽蓝七堂”之说形成于日本中世后期的室町时代(1333-1572），还认为“然究本溯源，所谓伽堂七堂之制所表示的构成和配置关系，可视作是日本对宋元禅寺主体布局形式的抽象概括和程式化，相互间有本质上的一致。”

本文认为，这三种观点出发点不同，正好可以互相补充，得到如下结论：作为一种布局模式，伽蓝七堂能部分适用于南宋佛寺中的部分佛寺或某些大佛寺的中心部分；作为一种制度，则在中国不能成立，在日本可能成立。

三、对伽蓝七堂说的具体分析

1、从古代文献来看，“七堂伽蓝”只见于日本文献：张十庆指出：“此说在日本最早见于一条兼良（1402-1481)的《尺素往来》。日本近世工匠技术书《匠明》（1608）中，也载有类似的人体表相图。”较为人熟知的是伊势贞丈（1717-1784）《安斋随笔》和道忠无著（1653-1744）的《禅林象器笺》中的相关论述。此四种文献年代相当于中国明清时期，而不是宋代。

中国古代文献中，无论是《洛阳伽蓝记》或是《百丈清规》以及大量的寺志均未提及此制度，可证其至少不是作为知名的制度存在。当然，要确定一段文字在所有文献中不曾出现过很难。笔者资料有限，目前通过《四库全书》网络版查询“七堂伽蓝”和“伽蓝七堂”均无命中，查询“七堂”有几十个结果，均与佛寺无关。搜索网络版《大藏经》，民国丁福宝《佛学大辞典》，也无伽蓝七堂相关内容。查找中国期刊网，所得论文中，都是不加分析的认可伽蓝七堂为定制，未见指出来源出处的，更没有深入讨论是否有此制度的。

与专业文献稀少形成对照的是，互联网可搜索到近万网页与之相关，多数是一些佛寺的介绍，以及对此制度的转述。可见其影响很广。

由此基本可以肯定，中国古代佛寺建设中并没有名为“伽蓝七堂”的制度。而在日本(根据张十庆的研究)应该是存在的，并且日本佛寺建设确实参照了此制度，不过时间在元代以后。

2、“七”这一数字，显然只能是虚指，或者勉强拼凑。实际上当时佛寺中重要建筑往往多于七座，佛殿就常有多座，而《禅林象器笺》所绘的七堂伽蓝图解，将西净（厕所）和浴室也算入七堂，不但其地位完全与法堂佛殿不相称，而且比附人体的象征性说法，与禅宗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的风格相当不合，反而更接近密宗的风格。因此，即使可以虚指，《禅林象器笺》提出的人形七堂伽蓝图解也是拼凑，主观色彩浓厚。

3、“堂”这一概念也不足以表达佛寺布局制度。如前所述，唐宋时期的佛寺布局，从《戒坛图经》、《五山十刹图》的记载以及相关实例来看，显然是以院为单位，按照方格网道路来组织的，这也是中国传统规划思想的基本方法。仅仅说明主要殿堂的功能、位置和数目，显然不能正确描述唐宋寺院的实际情况，更不能用于指导寺院布局规划，充其量只能描述寺院中心区部分的概况（而实际上僧堂和厨房又都不是属于中心佛院的）。所以，日本历史上的伽蓝七堂一说，无论其以堂为单位的描述方式，还是具体七堂的内容，都不能适用于大规模的唐宋寺庙。只有早期简单的小型佛寺，例如塔、阁中心加以回廊的小型寺院，勉强可以用堂的数目来概括。因此，张十庆先生所说的“根据与南宋禅寺构成模式的比较，日本‘伽蓝七堂’之制反映的是南宋以后禅寺构成及布局的基本形式”有值得商榷之处——伽蓝七堂可以反映南宋禅寺的中心区主要殿堂，但这显然不是整个禅寺的“构成及布局的基本形式”。

4、伽蓝七堂实际上是日本人对南宋佛寺的一种误读。这一点张十庆明确指出了“所谓‘伽蓝七堂’之制，在性质上是日本自移植宋风禅寺以来对其禅寺构成和布局形式概括、整合及程式化的结果，并通过这一形式表现了对宋元禅寺的独特认识和理解，由此形成了日本自己的特色。”此结论非常精辟。

《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也并未称其为制度，而是认为存在这一“七堂伽蓝形式”，并指出两种相关文献可证明南宋佛寺布局与伽蓝七堂之说相合：一是日本京都东福寺所藏《大宋诸山图》，也就是《五山十刹图》，其中并无伽蓝七堂的字样，但其中所绘灵隐寺、天童寺和万年寺的平面与《禅林象器笺》附图相符。二是日本文献《住寿福寺语录》中《大休录》所记“山门朝佛殿，厨库对僧堂”，与南宋一些佛寺吻合。因此将此种十字布局称为“七堂伽蓝式”也并不为错。但是南宋佛寺规模宏大，有大量七堂以外的殿宇，复杂的空间组织关系，在整个寺院的规划层面上是分院分区的，而中心区的十字布局属于低一级尺度的内容，因此七堂之说仅限于中心区，如果以此来解读整个佛寺，虽然不是完全错误的解读，但可以说是以偏概全、以局部代整体的部分误读。其根本区别在于：整体佛寺规划是基于空间、土地的网格划分的，而七堂布局是基于主要单体建筑物的位置关系的。

5、伽蓝七堂更不可能成为寺院建造制度。制度是用来指导建设而不是仅限于解读建筑。所谓七堂伽蓝之制，用来理解佛寺整体都嫌不足，对于指导完整的寺院建设，更是远远不够的。而且由于在中国完全没有形成明文，所以最多只能算是惯例，而不能成为制度。所以此说只能看作旁观者的一种解读，而不是实际执行的一种制度。

图3--北京智化寺平面，中轴线布局。

6、仅就伽蓝七堂一说本身来看，问题并不复杂，前述三位学者也都说得比较清楚。但问题在于此说在中国被普遍的再次误读了。国内目前常见的对伽蓝七堂的理解，其实是指晚近佛寺常见的中轴线布局，如开篇所举几例。尤其元明以降，佛寺功能集中趋向偶像崇拜的功能，非常强调中轴线上主要殿堂的地位，南北轴线拉长，而东西侧其他功能的子院大大弱化。这种中轴线布局，勉强可以用主要殿堂的数目来描述（但七这一数字，仍然只能是虚指），但和日本归纳的人形的伽蓝七堂布局有本质区别，也与唐宋佛寺分区布置的规划方法大不相同。如果说日本对南宋佛寺制度的理解是一次以偏概全的误读，那国内对日本的伽蓝七堂制度的理解则是完全更换概念的又一次误读。这一次误读的结果是较为符合晚近佛寺的实际情况，却与南宋佛寺和日本伽蓝七堂制度完全不符。

四、对伽蓝七堂之说的结论

1、在中国历史上，并未存在过一种叫做“伽蓝七堂”的佛寺建筑制度。

2、伽蓝七堂说，主要是日本僧人对南宋大型佛寺的中心部分或者小型佛寺的一种简化的理解方式，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误读。

3、伽蓝七堂说局部上符合南宋佛寺中心区 “山门朝佛殿，厨库对僧堂”的十字布局模式，可能在日本形成了制度并得以执行，但对于中国古代大型佛寺则显然不足以上升为制度，也确实没有形成制度。

4、究其原因，很可能是日本人毕竟对于中国建筑规划布局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刻了解，只能将表面较为引人注意的部分加以学习，并加入自己的附会，从而形成对南宋佛寺制度的不完全理解。

5、国内对于日本的伽蓝七堂制度又进行了再次误读，不但误以为是中国宋代的制度，而且将其理解为晚近的中轴线布局，这种理解符合晚近佛寺中轴线布局的情况，但与宋代佛寺的方格网分区布局方法和日本的人形布局的伽蓝七堂制度都不符合，但是却因为某些原因普遍流行，流弊颇多。

6、究其原因，是现代人对晚近佛寺布局加以归纳时，不正确的选择了日本伽蓝七堂制度来解释，又将此制度错误的当作中国宋代的制度。日本对南宋佛寺的理解大体还算相符，现代人对晚近佛寺布局的归纳也是基本正确的，但是南宋佛寺布局制度、日本佛寺布局制度、晚近佛寺布局制度，这三者各不相同，如今被冠以同样的“伽蓝七堂”之名，就完全不合适了。

五、对伽蓝七堂说误读的源头

最为奇怪的是，伽蓝七堂这一仅见于明清时期日本国内的偏僻文献，对它的误读是如何传遍中国的。

1、笔者根据资料推测，应与近代日本对中国建筑界的影响有关，尤其是伊东忠太的研究。伊东忠太（1867～1954）在《日本建筑的研究》中所述，可以认为日本可能存在此“七堂”制度，这很可能是直接源头。因为他是日本建筑史学泰斗和亚洲建筑研究专家，并设计了东京著名佛寺筑地本愿寺，他对日本佛寺建造制度的观点应该具有较大影响。而且他曾应朱启钤邀请于1930年给中国营造学社讲演《支那建筑之研究》，并发表在《营造学社汇刊》里，可能对中国建筑界有影响。

2、而国内学者的文章里，目前能找到最早的是刘敦桢在《北平智化寺调查记》中的文字：“其堂殿配列之法，唐宋以来有伽蓝七堂之称。唯各宗略有异同，而同在一宗，复因地域环境，互有增省，其简陋者以食堂、寝堂、库房、浴室，列入七堂之内，而大寺除塔、佛殿、讲堂外，尚具钟楼、鼓楼、戒堂，数者，似其设备依教义与需要而异，无一定不变之局。今智化寺之前部，自山门、钟楼、鼓楼历智化门、大智殿、藏殿讫于智化殿，为数适七，而智化殿内供奉万岁牌，当时以此为寺之主体，略可度知。故此寺全部出自新建，则明中叶尚存七堂之法，若仅有旧宅改繕而成，有只能谓为意中之巧合，不能以奉宗派规律之美名属之，关于此点，尚待搜罗文献证物，阐其究竟，非今日所能决定。”

之后两个月，梁思成、林徽因在那篇提出了著名的“建筑意”概念的《平郊建筑杂录》中引用此说：“在这点上，本刊上期刘士能先生在智化寺调查记中说：‘唐宋以来有伽蓝七堂之称。唯各宗略有异同，而同在一宗，复因地域环境，互有增省……’现在卧佛寺中院，出去最后的后殿外，前面各堂为数适七，虽不敢说这就是七堂之例，但可籍此略窥制度耳。”

3、这样看来，考虑到刘敦桢（1897～1986）曾在日本留学（1913-1922），他很可能受到了日本文献的影响。日本文献中本来是“七堂伽蓝”，而中国多说“伽蓝七堂”，笔者猜测可能就是从刘敦桢开始。

具体看来，刘敦桢先生对伽蓝七堂说了解不多，因为：

（1）没有提到十字布局或者人形布局，也就是厨库和僧堂关于佛殿的对称，而是关注了中轴线各殿的轴线布局，可见他并未看过《禅林象器笺》的人形附图。而且此以中轴线代十字的模式正是晚近最流行的误读。

（2） 列入了浴室而不列厕所，没有提到重要的法堂，可见他也很可能没有看过相关文献原文。

（3）他提到简陋者和大寺的区别，似乎是在转述某种对伽蓝七堂的研究，想必他是读到过相关研究成果，也许是伊东忠太的研究，还未可知。

（4）他很注意七这一数字，认为是很重要的，这与现在流行的误读不同。如果他知道七堂的人形结构，应该不会拘泥于数字，因为实在是太难在人形结构下满足“七”了。

（5）他称之为“七堂之法”，则已经将其上升为制度层面。

梁思成、林徽因看来之前并不了解伽蓝七堂一说，故引刘敦桢文字，并且也关注七这一数字。

4、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早在中国建筑史学科筚路蓝缕的草创时期，三位先行者在当时资料匮乏的情况下，有这样的误读也无可厚非，他们的探索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实际上笔者注意到，在刘敦桢主编、1965年定稿的《中国古代建筑史》里，并未提到伽蓝七堂制度，而是提到了《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以及廊院制度；在梁思成1961年12月发表的《中国的佛教建筑》中，也未提及伽蓝七堂一说，而是阐述了按中轴线布置殿堂的规划方法，并指出其来源是汉代官署。可见他们两位此时都已经否定了伽蓝七堂制度，并正确的指出了中国古代佛寺的建造制度。遗憾的是，他们后来并未专门对此说加以更正，可能是因为这只是早年一次不起眼的假设，很快就否定了，并不值得特别重视，从文献看，此说在他们有生之年并未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自然也无需专文纠正。

然而遗憾的是，刘敦桢、梁思成、林徽因三位先生的这两段早期文字，近年来却被人挖掘出来，不加辨析地予以肯定。再经众多文章辗转引用，伽蓝七堂一说从此流传开去，还被误读为线性布局，并上升为制度。

应该承认“伽蓝七堂”一说，对于研究南宋佛寺有一定价值，其中部分内容符合实际情况。但对于晚近多数佛寺来说，并不适用。其描述的布局方式、殿堂类型和数目均不符合一般情况。

实际上，按照中轴线布置殿堂的模式（也就是来自官署的建造制度），才是真正决定了多数中国晚近佛寺布局，并且今天仍然为大家普遍接受。时下经过曲解的伽蓝七堂之制，也正是指的这一制度。以伽蓝七堂错误命名此制度，容易造成理论混乱；造成过度重视殿堂单体，而不是整体空间和环境品质；

同时，当代佛寺规划正需要创新。而将伽蓝七堂说作为古制，大大强化了晚近流行的中轴线布局的地位，同时还抹杀了很有价值的唐宋佛寺分区分院模式，因而会加剧当今佛寺规划呆板守旧、千篇一律的状况，有害于新佛寺探索新的规划方法。因此，伽蓝七堂一说，有必要予以澄清。